時代周報特約記者 羅綺萍
“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崔世安在一片爭議聲中高票當選,他對不同界別的選舉委員已作出了大大小小的承諾,上任後要進行資源分配,我預計他當政的首一年便會遇到利益分配不均的挑戰。”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余永逸接受時代周報專訪時斷言。
澳門前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7月26日以282票高票當選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三任行政長官候任人,澳門終審法院7月28日已確認結果,待現任特首何厚鏵提名、國務院任命後,12月20日澳門回歸十周年當日,現年52歲的崔世安,便會宣誓就任第三屆澳門特首。
崔世安得到已投票的296名選舉委員中95%的贊成票,只有14位選委投入空白票,雖然得票率略遜于現任特首何厚鏵(97%),但已較預計為佳。在選舉前澳門各界不斷傳出消息,指崔世安並非最理想的候選人,但選舉結果顯示八面玲瓏的崔世安,還是在最後關頭成功減少了空白票。
由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原因,澳門是個“社團社會”,目前在當地登記的大小社團超過3000個,以澳門50萬人口計算,平均167名居民就擁有一個社團。社團除了從事一般小區民生的工作,也扮演著對政府政策和管治的配合與監督的角色,積極反映民意,就民生息息相關政策、施政工作提出意見及建議。
崔世安得到282票,背後也就是開了282張支票,未來五年他必須逐一兌現,同時擺平支票與支票之間的利益衝突,化解矛盾。
何鴻燊(相關):別讓外國人來澳
博彩業為澳門經濟龍頭,領軍人物是全國政協常委、澳門旅游娛樂公司總經理何鴻燊,何在投票當日已公開“提款”,表達對崔世晶上任後處理博彩業政策的期望,認為未來最重要的是停止優惠外資博彩企業。
“我認為中國人就已經足夠(經營澳門博彩業),根本不需要請那些外國人來澳門,賭錢我們不懂嗎?中國人200多年前已經勝過拉斯維加斯!”何鴻燊批評澳門開放賭權後,來澳門的全是要求迪奧杜度的人,部分外資賭場更對澳門進行政治幹預,在本地博彩業經營者中,現時只有他一個可以與外資競爭。
何鴻燊稱:“我在澳門80年,有什麼美國人能做到的,我Stanley Ho(何鴻燊)做不到?”他建議澳門政府應該改為“獎勵”澳門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面對何鴻燊對外資博彩公司的投訴,崔世安在當選後的記者會上指出,會跟隨現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博彩業政策,令澳門的博彩業健康發展,同時希望在亞洲保持優勢。他表示,“外地來澳門投資的博彩業公司,投入了很多綜合的項目,將博彩業與這些綜合項目連在一起,簡單來說,就是博彩娛樂組成部分。我個人認為,未來也會朝這個方向,同時更加需要在博彩娛樂業以外,適度多元化發展。”
余永逸指出,崔世安的回答意味著未必會遵照何鴻燊的要求“獎勵”澳門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因為澳門博彩、娛樂適度多元發展,外資機構如威尼斯人等確實有貢獻,把澳門博彩業從以賭博為主,演變為現在的博彩、會展、度假的多元化產業。
“崔世安的政綱說要避免博彩業惡性競爭,這明顯是受了本地博彩業的壓力,要收緊引入外資的政策,現在怎麼可以說惡性競爭,應該是良性競爭,我們不應把外資妖魔化。” 余永逸表示:“以往只有賭錢的人才來澳門,現在一家大小會來度假,也有愈來愈多機構到澳門舉行MICE(會議展覽),這明顯是未引入外資前見不到的,外資還引入免費接送服務,間接帶動了旅游業,令旅客更方便到訪澳門不同地點。”
何鴻燊陸續出招,被喻為“六神合體”的澳門娛樂場博彩業承批公司商會于7月28日成立,創會會長正是何鴻燊,雖然商會成員包括外資的威尼斯人,但從組建及成立典禮,都由何鴻燊主導。他透露政府接近完成研究規範碼佣罰則,並考慮將法定罰金由10萬元增至50萬元,同時又希望政府可調低博彩稅,以維持競爭力。
何鴻燊表示澳門要重點關注新加坡賭場何時啟用,因為新加坡博彩稅只是15%,澳門則近40%,被問到會否要求政府減賭稅?他則以商會剛成立,還未開第一次會務會議為由,暫時不作回應。
余永逸指出,調低博彩稅事件將會成為崔世安與何鴻燊關系的最重要事件,也是日後博弈重點,因為這個直接影響政府主要收入。他注意到崔世安競選辦公室對這一議題特別敏感,澳門媒體曾引述說崔世安將會研究改革博彩稅制,辦公室馬上作出澄清,稱崔世安沒有作出這樣的表述。
外勞爭議與“五一”大考
何鴻燊在投票日又明確提出要增加輸入內地勞工。“我剛來澳門的時候,澳門人口約40多萬,現在依然不變,當時香港人口只有70萬,現在已是700萬,沒理由一個城市發展,人口沒有增長,澳門人口必須增加,必須聘請外勞。”
在7月11日的政綱答問大會中,已有同樣來自商界的選委陳榮林明確要求崔世安增加外勞配額,特別是那些小型餐飲業(五張桌以下)。
長期關注黑市勞工及過界勞工問題的澳門立法會議員關翠杏對時代周報說,現在最急切的問題不是增加輸入勞工,反而應將《規範聘用外地雇員的原則》法案中“打擊黑工”條文抽出優先立法,加強阻嚇力度。
余永逸分析說,在勞工問題上崔世安較直接受到商界的壓力,相信會較傾向接納商界的建議,這很可能會觸怒工薪階層,所以崔世安今年12月20日履新後,第一個大考便是明年的5月1日“勞動節”,近年“勞動節”成為澳門民怨表達的重要日子,2006年的“五一游行”曾爆發流血衝突。
余永逸認為,房屋及福利問題,也是新一屆政府處理重點,崔世安出任社會文化司司長期間,曾有“派錢先生”的稱號,但澳門的中產階層對于派錢行動已有反對聲音,崔世安政府較何厚鏵政府弱勢,利益分配不均的爭議會較大。
陽光法案與家族利益
崔世安來自澳門三大家族(馬家、何家、崔家),如何推動廉政制度,防止家族利益凌駕澳門利益,成為崔世安參選期間最大的爭議。
在政綱答問大會上曾詰問崔世安關于家族利益問題的選委汪長南在投票日對時代周報說,在過去兩周,崔世安的代表曾向他詳細解釋上任後如何落實高官利益申報的“陽光法案”,他初步接受,並會“聽其言,觀其行。”
鳳凰衛視特邀評論員譚志強對時代周報說,崔世安與何厚鏵相比,家族色彩其實不濃厚,崔世安自稱“父親是小商人,自己是普通人”也有一定根據,相比何厚鏵,崔世安的家族及個人的財富和勢力都相距甚遠。崔家最顯赫的並非其父崔德勝,而是他叔父崔德祺,是最早活躍在葡澳政壇的華人,後來參加了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並被委任為全國人大澳門籌備委員會委員,參與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
崔世安堂弟、崔德祺之子崔世平對時代周報說:“我們家族那麼多代,一直合法地、很努力地為澳門做事,家父等人在澳門得到很好的口碑,各界別包括民主派大家都非常支持他。”崔世平更稱只要依法辦事,日後承接政府工程不會有壓力。
團隊變化料不大
時代周報特約記者 羅綺萍
崔世安自1999年12月20日便加入特區政府領導班子,出任社會文化司司長,與何厚鏵共事九年半,至今年5月12日宣布參選特首才辭職。何崔兩人為世交,更是兒時玩伴,交情匪淺,二人連聲音及外型都頗為相似。
何厚鏵早于去年6月已有交棒予崔世安的動作,去年四川發生5‧12大地震後,澳門于6月成立支持四川地震災後重建協調小組,代表澳門同四川接洽,統籌支持工作。何厚鏵委任崔世安做組長,與他一起陪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相關)到四川視察。
至于崔世安寄望與珠三角合作,在珠海橫琴打造新產業,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余永逸接受時代周報專訪時指出,澳門各界都擔心計劃實行起來,還是只會變成高檔房地產項目。
“何厚鏵任內,澳門也與珠海合作打造跨境工業區,結果也是不湯不水,除非崔世安找到更強的管治團隊,否則難以突破。”余永逸說。
譚志強和余永逸同樣估計崔世安的管治班子不會有大變化,因為澳門人口少,人才也少,另外崔世安要面對眾多挑戰,配合他的個人性格,會以穩定為主。
何超明料留任
崔世安在7月26日當選後的記者會上,不肯回答籌組班子的問題,但強調“整個施政團隊”要重點處理一系列大家關心的問題,例如房屋、交通及廉潔建設問題。
在少年時代已認識崔世安的譚志強說:“何厚鏵是強勢特首,崔世安要打造強勢政府,團隊式管治,因為澳門450年以來,包括110任葡萄牙派來的澳門總督在內,沒有人比何厚鏵更強勢。”
譚志強和余永逸均估計54歲的特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會留任。何超明掌管檢察院10年,曾成功起訴巨貪奧雲龍,是澳門廉政的標桿,他一度有意參選特首,傳聞已寫好政綱,但最後放棄。“何超明的最大弱點是太低調和知名度太低,我估計他會繼續留在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廉政建設,積累資源再問鼎特首。” 余永逸估計,崔世安為免招人話柄,肯定會讓何超明留任。
新一屆特區政府最大可能出現的改變,是司長人數會增加,選委兼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吳榮恪曾建議,增加澳門特區政府司長人數,由現時五人增至七八人,崔世安回應說他也認為有需要,特別是社會文化及福利司(他原任)工作多,可分拆,另外崔世安還提及要增加負責內地事務的司長。
立法會有暗湧
譚志強和余永逸均擔心立法會格局改變,會加大制衡政府作用,令崔世安面對更大挑戰。另一位讓路不爭奪特首寶座的全國人大常委、澳門廠商聯合會理事長賀一誠,已宣布循工商、金融界功能組別參加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余永逸預期現任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將會退休,由副主席劉焯華扶正,賀一誠則會出任副主席,由于劉焯華有眼疾,賀一誠有機會在下屆任內替補成為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在特首選舉投票日對時代周報表示,是否只有崔世安一人參選,結果都是差不多,他稱贊崔世安在行政上比較有經驗,在政府做了十年的司長,比較適應澳門需要。至于有評論質疑他的政綱未有適度多元的具體措施,賀一誠則說:“他在政綱已說得很清楚,應該可以實行。”
余永逸指出,立法會議員部分由直接選舉產生,部分由間接選舉產生,選民基礎優于特首,以往立法會與行政機關關系較和諧,但近期已有改變,特別是立法會主席曹其真的公開言論,更令他驚訝。
身兼選委的曹其真,在7月11日答問大會當日向政府“開火”,公開批評回歸十年行政立法混亂,法律改革一事無成。“要法律改革,要與立法機構合作,政府自己拿一份計劃出來,是否行得通?大家都看到是半途而廢,短期、中期、長期的都做不到,不知道做了什麼?像炒菜一樣,今天給一份、明日給一份,完全沒有計劃,我們長期處于非常被動地位。我作為立法會主席,覺得(政府)做得不足,許多時候也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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